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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孔子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鲁迅十岁时读过《论语》。他说，“我读孔孟的书最早，最熟”，“十三经我差不多都读了”。但也正是因为“对孔子及其追随者的绝望”，青年鲁迅另辟蹊径，逃往日本学习西学，学习新的知识和思想。后来《新青年》杂志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孤独地生活在s馆抄古碑的鲁迅被邀请加入新文化阵营的领袖和前辈们，与孔子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正统、主流、统治意识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作斗争。
旧思想旧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什么？
755-79000作者王德厚说得好，“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孔子及其弟子的理论灵魂，是儒家思想的基础，是“不随民变”的根本特征。这也是《鲁迅与孔子》杂志发起“批孔反儒”的“思想革命”的根本原因。
春秋时期有一个“百家争鸣”、“处士交议”的时代，但后来汉武帝只偏爱儒家，来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在儒家“三纲五常”理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金字塔形社会等级结构，有优劣之分，有大小之分，有上下之分，“一级制主宰”(鲁迅语)，死气沉沉，动弹不得。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等级制度，成为缺乏独立人格的“民族劣根性”最适宜滋生生长的土壤。
在日本留学时提出“立人”思想的鲁迅，与先行者一起大步前进，旗帜鲜明地主张个性解放，主张思想和精神自由。他的新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反抗专制压迫和奴隶制，反抗人民的奴隶地位，呼吁个人独立，尊重个人权利，努力建立“人民的国家”，建设人民成为人民的社会。
毋庸讳言，在上述重大问题上，“公民”时代的现代思想家鲁迅与“臣民”时代的古代思想家孔子及其追随者，自然有着根本性的重大分歧。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孰是孰非已经很清楚了。
然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突然兴起了一股复古主义的潮流。正如王德厚所观察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被指责为“完全反传统”，腐蚀道德心灵，切断精神血脉。一批老少贤士纷纷抨击新文化，尤其痛斥鲁迅是“凶悍”、“激进”、“极左”，是损害传统文化的罪人。而年轻的接君高呼，“五四是弑父！我们要打五四！”要延续和发扬被五四打破的传统文化。于是，出现了“读经”、“复兴国学”的口号。
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没有搞错？对孔子及其追随者绝望，对儒家道统进行最猛烈、最严厉攻击的鲁迅，真的像有人说的那样是错误的吗？
这是一个追溯和书写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是非问题。也是中国鲁迅研究者和新文化新文学研究者必须认真回答的大问题。
为了有效回应上述问题，审视鲁迅和孔子两位伟大思想家思想的根本特征和差异，弄清“读经风”和“国学热”的来龙去脉，年过八旬的鲁迅研究专家王德厚先生呕心沥血，花了两年时间，编撰出版了这本具有现实针对性和重大思想文化价值的《新青年》。
书中，王德厚用主要篇幅分别列举了鲁迅和孔子对生死、衣食、父(母)子(女)血、妇女问题和发展等问题的看法。两位思想家的异同及杨伯钧、钱穆、李泽厚等的翻译。都一一列出来，请读者自己去读，去想，去思考。他严重怀疑当今著名教授讲的《鲁迅与孔子》，认为“当今著名教授讲的《论语》，《论语》死了。”所以他要了上面人的《论语》的翻译，和著名教授说的话做对比。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他想邀请读者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比较。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鲁迅和孔子说了什么，有什么见解？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识别。"比较是治疗受骗的良药。"在此基础上，王德厚设三章，深刻阐述了鲁迅与孔子的根本区别，鲁迅为什么“对孔子及其追随者绝望”，为什么反对“中庸”。
自然，鲁迅也曾赞美过孔子的伟大，但为什么又尖锐地批判孔子呢？因为过去崇拜的孔子是被异化和改造了的，是封建礼教的孔子，而不是0755年到79000年前的原始孔子和孔子。如果这样的孔子和他的思想不被批判和抛弃，新的现代民主自由的制度和文化就不会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牢固地建立起来。所以鲁迅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是的，孔子曾经策划过极好的方法，但都是为人民设想的方法，也就是为有权势的人设想的方法，为人民自己设想的方法，但一个也没有。”如果以上是真的，这完全是真的。正如王德厚进一步建议的那样，孔子在回答齐景公关于政治的问题时说，“君君，部长，父亲，儿子，儿子”。齐景公说，“好！若信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我能吃么？”这种“君臣父子”观念是家长式统治的手段，也是中国特色威权统治的深厚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