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之发明被誉为强大的工业变革，对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正是有了互联网技术，我们才能做到真“天涯若比邻”，地球村的概念得以从古人哀伤的诗词中，脱颖成现实世界。过去20年，我们经常用互联网结交朋友，网络直播，翻墙看新闻等等，天下之事可谓尽收眼底。现在，跨国公司发展迅猛，常常是总部在北京、上海，分部散落于全球各地，而在海外工作的人员，也被称之为in-region team(区域团队)。如此情况，意味着大多数的应届毕业生，要去海外工作。前些年，印度、越南因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很多互联网公司高管携带员工奔赴之，开疆拓土，但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各国家政策调整，新的互联网征地开始涌现，新加坡就是优选之一。
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获得新加坡居住权的海外居民达到3.34万，获批人数是12年以来的Peak水位。事实上，自2020年以来，新加坡就一直处于人才流入状态，而自疫情政策放宽以来，熙熙攘攘的人流开始恢复，大有“朗朗乾坤、欣欣向荣”之趋势。
中国互联网为何重仓新加坡？
大概是因坐拥巨大的市场，中国互联网虽然缺乏底层算法，但也都成长为跨国企业，且独树一帜。事实上，纵观全球，包括欧美、日韩、印度、非洲等地，都很难找出类似BAT、字节跳动如此大规模且高密度的互联网企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野心，向海外进军陆续成为其经营战略。如前文所述，早期大家看好印度、越南、日本、韩国等市场，如今新加坡凭借独特的地理、人文、政策优势，成为中国互联网的新征地。
自2020年以来，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开始重仓新加坡：阿里巴巴投资84亿元，收购新加坡安生保险大厦50%股权，将其作为Lazada总部；字节跳动花费400万元，租下莱佛士码头一号三层楼，而腾讯、爱奇艺也有不小的投资。
其实，巨头们都是“胸怀地球村”的狠角色，重仓新加坡肯定已经过详细的评估和考察。抛开具体的细节不谈，单就新加坡目前的地理、人文、政策环境，就值得中国互联网人万里奔赴而去。《全球金融指数》报告显示，新加坡已然成为亚洲首要的金融重镇，在新的排名中已经超越香港、上海、北京、深圳等老牌金融之地，属于高速发展的上升期。如此状况早就有迹可循，比如他们把基本工资从4500新元提高到5000新元，同时，积极鼓励消费，商场、景区、酒吧、大马路上，熙熙攘攘全是人流，这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的互联网人。显然，相比于印度、越南等地，新加坡的人文环境之于中国企业更加友好，在语言、饮食、文化风俗方面，都更加雷同，加之，地理毗邻，出海员工更容易回家。
一些欧美海归坦言更喜欢新加坡的工作环境，就是不想那么卷。众所周知，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996和007早已成常态，且大有渲染成“福报”之趋势，而新加坡的员工则能在6点之前下班，而且在非紧急的状态下，主管一般不会打扰员工，很少有人在微信群里玩命@员工，这才是真福报。另外，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思想的国家，年轻人在这里能够看到更广泛的世界，形成更好的价值观。据说因为疫情原因，苹果员工无法亲临中国供应商腹地，但又不想因时差而在夜班工作，于是，他们选择驻扎新加坡，可见其地理优渥。
卷了卷了，中国文化会席卷世界吗？
中国互联网重仓新加坡，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当地租金和消费水涨船高，竞争压力开始加大。新加坡工作节奏，虽然没有996和007，但相比于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还是快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开始指派中国管理者常驻新加坡，他们会在不经意间带来“勤奋”之文化。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管理者会改变新加坡，还是被其同化呢？
中国人天生勤奋，来自于泱泱大国5000年文化，我们甚至可以把自己变成机器、奴隶和牲口，可以在不快乐的情绪中完成一生。
事实上，前期出海新加坡的员工正在享受“拓荒成功”的果实，他们或夫妻双方都拿到居住权，或薪资待遇高，一言不合就购买商品房，但后来者正慢慢感受到压力。受疫情影响，新加坡的经济也难以幸免，开始衰退，于是，管理者只希望企业入驻，同时，提高外国人来新加坡工作的门槛。其中，主要手段就是在住房上的待遇差别：本地人可以申请管理者修建的廉价房，大约300万RMB，就能购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依当地的收入水平，负担并不大。而外地人则只能购买商品房，售价在15万元/平方米，还要额外缴纳30%的税，综合算下来，已属于天文数字。此外，新加坡管理者还提高了“居住权”的审批门槛，需要达到很高的薪水，才有望获批，而居住权又决定了房屋的购买权利。
相比于国内，新加坡在本土缺乏计算机、互联网、科技等领域的人才，更没有“黄牛般”的吃苦精神。如果没有门槛设置，腾讯、字节跳动等企业会优先从国内挖人，以便能快速完成绩效。但国家力量的干预使得华人常驻新加坡的难度越来越大，自然地，也没有太多机会“改造”新加坡文化。不过平心而论，中国如此艰苦的加班文化，如此卷的文化，推广的意义并不大，毕竟，这些操作都是反人性的。创业卷不起来，就永远卷不起来了。（科技新发现 康斯坦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