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广东、山东、浙江、上海等23个省份召开的“新春第一会”纷纷围绕扩大内需、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创新深化等方面部署全年经济发展工作。
为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企业发展，互联网企业也继续加大对内部腐败的打击力度，不断完善反舞弊工作体制机制。马化腾在2022年底的内部讲话中提到，腾讯内部贪腐问题“触目惊心”，接着李彦宏同样反思内部腐败问题严重。与此同时，腾讯、美团等企业也相继通报去年内部反腐情况，一时间，互联网公司反腐动作备受外界关注。
南方都市报政商数据部通过采集过去一年法院/检察院/警方/税务局等机构公布、企业自行通报、媒体公开报道中的腐败舞弊案例，进行统计、分析、整理后，于今日正式发布《2022互联网反腐反舞弊报告》。这是自2019年以来，南方都市报第四年持续关注、发布的互联网领域反腐败舞弊报告。
报告显示，2022年曝光的来自互联网和新消费行业的腐败、舞弊案一共有230余起，规模与去年持平。这其中，有超过400多位员工为此被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人数较去年同比增长30%。2022年，共有37家互联网企业爆出舞弊案，涉及的行业覆盖新消费、互联网平台、生鲜零售、科技、平台电商、直播电商、互联网出行、视频等细分领域企业。
【数据】
涉案人员超过400人
报告显示，2022年共爆出腐败舞弊案例230余起，涉及企业37家，涉及人员数量 400余人。对比2021年共有240余起案件，涉及300余人。
从披露金额的案件来看，涉案金额多集中在200万元以内，占比约为三分之二。涉案金额在200万至1000万之间的案件有6起，金额超千万的案件有4起，此外有大量案件未披露涉案金额，少量案例显示“金额巨大”。
值得关注的是，230余起案件中，高达85%的比例来自企业公开通报，这意味着互联网企业对公司内部的腐败舞弊监管力度加大。
事实上，互联网大厂早已意识到腐败舞弊的危害，并设计了严格的防范制度。其中阿里巴巴在2009年成立廉政合规部，2012年设立首席风险官，廉政合规部的负责人是号称阿里巴巴十八罗汉之一的是蒋芳。马云曾向其许诺，可以查公司任何人，包括马云自己。2017年，腾讯、百度、京东、美团、沃尔玛中国等14家企业联手成立了“阳光诚信联盟”，凡出现腐败舞弊行为的员工，都会被列入黑名单，联盟企业均不再录用。
同时，上述互联网企业均成立了内部纠察部门，如百度的“职业道德建设部”、腾讯成立的“反舞弊调查部”等，对公司内部查处的腐败舞弊等不合规行为做定期发布。
2022年全年，腾讯反舞弊调查部共发现并查处触犯“腾讯高压线”案件70余起，100余人因触犯“腾讯高压线”被辞退，10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全年查处的案件和人员数量较2021年有所增加。腾讯在通报中强调，对于触犯“腾讯高压线”的行为，腾讯一直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员工个人行为一旦触及此界限，一律解聘处理，永不录用。
马化腾在2022年底的内部讲话中同样提到，腾讯内部贪腐问题“触目惊心”，很多业务做不起来，并不是因为管理者的问题，也不是业务方向问题，而是贪腐漏洞太大，业务被掏空了。
“国内互联网企业近一二十年发展迅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廉洁诚信文化建设跟不上企业业务发展的情况，而且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型业务也在不断发展，这些新领域的腐败舞弊问题研究和控制都需要时日。因此，互联网企业的高调反舞弊动作，目的也是形成声势遏制舞弊势态。”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星瀚企业内控和反舞弊中心负责人汪银平向南都记者表示，“同时，近年来互联网企业业务发展有趋缓的情况，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内部腐败问题变相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严重侵蚀了企业利润。星瀚律师事务所制作发布的2020年度、2021年度《中国企业员工舞弊犯罪司法裁判大数据报告》显示，每年企业员工舞弊经刑事判决的涉案金额均达80亿元左右，有些单案贪腐甚至有超亿元的情况。因此，在经济大环境颓势的背景下，互联网企业通过重视和强化反舞弊，能够一定程度上实现规范企业经营管理，降本增效。”
【新趋势】
过去五年最频繁的违法行为是受贿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过去一年爆出的舞弊行为中，频率最高的为受贿，其次是职务侵占。此外常见的腐败舞弊行为还包括：严重违反公司规定/触犯公司高压线、骗取公司钱款/违规套取工资、偷逃税、行贿、挪用公款、伪造文书、诈骗、泄露商业秘密、非法经营等。
如2022年，美团共查处刑事案件41起，移送司法机关107人，其中涉及内部员工47人，生态合作商等外部人员60人。详细披露的31起案件中，有19起为收受合作商贿赂，6起涉及职务侵占，此外还包括截留/骗取商家利润款、虚假报销差旅费用等。
腾讯通报的18起案件中，“利用职务之便为外部公司谋取利益，并收取外部公司好处费”的案件有10起，此外高发的行为还有“虚构项目合同，非法侵占公司资金”“伪造并非法使用印章”“向供应商索要财物”等。
我们发现，过去五年，曝光的受贿案例中，高频发生腐败、舞弊的依然是商务和采购岗位。去年的报告也显示，互联网行业腐败舞弊案中的常见的四大岗位包括商务拓展、采购、销售、运营，这也是历年来“爆雷”最为频繁的岗位。
2022年6月，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披露，北京快手广告公司一业务负责人赵某春因受贿获刑，受贿数额达77万元，一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罚金10万元。赵某春自2018以来，利用其负责快手平台商业化游戏销售的职业便利，分别从北京金镝互动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曹某、圣桑（重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王某1处收受65万元和近12万元的好处费，并为这两家公司倾斜广告资源。
2017年至2020年期间，唯品会商务中心总监沈某在与供应商的商务交往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好处费”“回扣”“咨询费”等名义收受供应商蒋某、彭某1、张某、张某岩、王某1、陈某1贿款共计人民币7883019.72元。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如下：被告人沈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不同的是，在违规行为中，“职务侵占”开始呈现出多样性，包括侵占公司物资、钱款、工资等。典型如，联想公司员工于某在4年间，利用其在联想公司工作的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梁某、刘某等人通过修改顾问简历、抬高顾问工时标准等方式，侵占联想公司工时费990万余元；钱大妈天津区HRBP负责人范某某利用职务便利，在负责门店闭店工作中侵占门店转让费用。
借直播打赏隐蔽侵占公司资产
最值得关注的是，在舞弊案例中，出现了借助直播打赏套取公司资产的隐蔽侵占行为。
2022年5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民营企业职务侵占犯罪典型案例，披露一起公司员工以直播刷礼物为名侵吞公司18万余元，挥霍公款购买奢侈品的案例。
最高检介绍，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被告人雷某某担任某电商企业的品牌运营期间，利用帮公司线上推广品牌、采购直播设备、申请某电商平台店铺等职务便利，编造将钱款用于向公司某直播平台刷礼物、找就职于电商平台的朋友公关等事由，向公司申领备用金、公关费等共计人民币18万余元并占为己有，挥霍购买奢侈品。2020年12月14日，浙江省检察机关对被告人雷某某以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同年，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最高检表示，电商企业中如充礼物、提热度等虚拟物品并非有形可见，企业若不跟进监督核实，不容易察觉，易造成经济损失。对此，检察机关对容易引起大众误解的电商平台腐败问题提出建议，推动平台及时优化规则。
中高层、区域负责人腐败舞弊频发
报告显示，2022年爆出的互联网舞弊案中，共有超过400位员工因此被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人数较去年同比增长33%。
这其中，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身影频繁出现，高层包括法定代表人、副总裁、总经理、创始人等职位，中层管理人员则包括区域负责人、部门负责人、总监、业务经理等，加上头部主播等，上述中高层腐败舞弊案例数有20余起。与普通员工的贪腐案件相比，中高层反腐案中涉事金额普遍较高，多在千万级别，对企业的危害性更大。
除了高管之外，区域业务向来是高发地带。酒类直供平台1919发布的公告显示，2022年10月，福建省公司-宁德区域城市负责人王建琳利用直供店出货的机会私自换货、体外销售、赚取差价，严重违反公司规定，予以辞退处理；12月吉林省公司区域负责人冯学良赊销及涉嫌侵占金额巨大，严重违反公司规定，予以辞退处理；上海省公司原四区城市合伙人吴若晨，利用特殊商品和利润品组合，采购后将公司利润品抛售直供店，套取公司利润，私自供货给直供店，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辞退处理。
“高管舞弊频发的原因是一方面高管人员掌握的职务便利条件更大，客观上会给他更多的诱惑和逃避制裁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位高权重的人如果没有更强的自律性的话，会滋长更大的贪念和冒险心理。高管舞弊案件不仅会给企业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还会严重损害企业的道德形象。”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合合规研究院院长姜先良向南都记者表示，“区域团队涉案数量增多，成为舞弊案件高发地带，说明企业合规管理出现盲区，建议配备区域团队的合规官，可以兼职，但如果重点区域可以配置专职合规官，同时要加强合规风险的巡查，加大检查监督力度。此外，还要强化违规线索的举报力度。”
【深读】
“刷单套利”从平台企业走向新消费企业
报告统计，2022年共有37家企业爆出腐败舞弊案，其中有11家来自消费行业，如三只松鼠、文和友等，其余均为互联网企业，包括7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如腾讯、美团、作业帮，4家生鲜零售企业，为叮咚买菜、生鲜传奇、钱大妈、兴盛优选，3家科技企业如华为、TCL、联想，此外还涉及平台电商企业、直播电商、互联网出行和短视频平台企业。
“刷单套利”是互联网行业的通病，此前电商平台、O2O平台、社区团购企业均出现员工或合作商利用虚拟订单套取公司补贴的案例，2022年爆出“刷单套利”的企业有美团、货拉拉、哈啰、团车网。
据美团披露，原到店事业群员工宋凯军，协助外部黑产人员上线虚假门店，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到店事业群合作商人员涂某，勾结黑产人员进行刷单，诈骗公司钱款，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到店事业群合作商人员李某，康某，蹇某等6人，虚构订单诈骗平台赔偿金，因涉嫌虚假广告罪、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到店事业群合作商人员王某丰，刘某栋、陈某飞等6人，虚构订单诈骗平台赔偿金，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货拉拉平台则爆出数十名司机涉嫌通过虚构货运需求，利用第三方软件修改GPS定位完成订单，骗取平台上的优惠券和红包。一名司机曹某某在货拉拉完成接单总金额77298.9元，其中使用优惠券、红包和补贴支付了65706.07元。
自2021年9月至2022年11月，上海警方就此系列案件开展了三次集中收网抓捕行动，共计抓获六十余人，涉案金额高达400多万元。目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已对该系列案件中的部分犯罪嫌疑人作出一审有罪判决。
团车网员工刘某于2018年至2019年间，利用其担任被害单位团车互联网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深圳站城市经理的职务便利，在被害单位与其他公司合作举办车展的过程中，通过与第三方公司签订虚假服务合同、向被害单位申报申请费用等方式，侵占被害单位用于举办车展的运营经费共计人民币803435元。
值得关注的是，刷单套利的舞弊行为从互联网行业渗透到了新消费领域。
根据上海警方公布，今年7月，喜茶一位负责人王先生向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龙华派出所和徐汇经侦支队报案称，发现1月至3月间，有人利用公司补单漏洞，大量骗取快递补送费用，金额达到13万余元。
茶饮门店“补单”涉及的是，如果送餐过程中遇到奶茶打翻或做错等情况，店长会在专用工作手机上通过指定快递软件再让骑手补送一单给外卖顾客。另外，如果A门店需要从B门店调配水果、杯子、吸管等物料时，A门店店长会让熟悉的骑手先去跑腿，再根据实际拿到东西的重量补下外送单，用于与骑手结算配送费。
在该案中，异常补送单基本集中在同一家门店。据交代，杨某由于工作原因与朱某、王某熟识，在其手下的骑手发现补单漏洞后，杨某贿赂朱某、王某，使其放任自己操作门店工作手机虚假补单，并将配送重量调整到50至100公斤不等。正常补单的配送费在每单9.8元，加重分量后，最高可达每单200余元。
供应链腐败埋雷零售、科技、游戏领域
与供应链的往来极易滋生腐败，且屡禁不止，过去一年在零售、科技、消费以及游戏领域企业的舞弊案件中均有采购岗位收受供应商贿赂的案例。
2022年3月，叮咚买菜爆出采购经理索贿案，根据法院公布的该案判决显示，陈某在担任壹佰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水产采购部经理期间，利用负责公司水产品采购、引入水产供应商等职务之便，向多家供应商索要贿赂款共计人民币279万余元。
2022年7月，裁判文书网披露湖南兴盛优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湖南非生鲜商品运营部采购经理余柳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据悉，余柳自2017年8月入职兴盛优选。2017年8月至2021年10月期间，余柳个人或伙同任永清非法收受供应商卢某、廖某、易某、秦某等17人给付的坑位费、回扣款、返利款、提成款、推广费等各种名义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4089088.5元。
此前，兴盛优选也曾爆出江西省区某员工因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罚处人民币十万元。
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时任文和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文和友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廖某等3名员工因犯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法院判刑，涉案金额超百万元。
上述判决书提及，2020年底起，廖某担任文和友食品公司负责人，2021年2月26日起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此期间，周某在该公司任职物流部负责人，范某在该公司招商选品岗位任职。该三名员工用收受回扣的方式，向4家供应商公司索取财物，除了收受回扣之外，物流部负责人周某还私自卖出了公司的百万元小龙虾用于还债。
在游戏行业中，供应链腐败也屡见不鲜。比如，原三七互娱集团旗下37网游事业群页游部负责人邝某辉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研发供应商贿赂。今年5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邝某辉无视国家法律，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腾讯“反舞弊调查部”通报显示，2022年IEG光子工作室群光子设计中心卢佳美利用职务便利，收取外部人员好处费，其行为触犯了“腾讯高压线”，被解聘处理，永不录用。
在汪银平看来，供应链腐败一直是舞弊的重灾区，员工通过掌握采购权，对供应商选择、定价、验收、账期等都可以对供应商形成压制，寻租空间巨大，而且此类舞弊行为都发生在企业经营管理体系外，比较隐蔽难以被发现，行贿方和受贿方容易形成攻守同盟。“目前而言比较有效的防范措施包括：1.建立供应商反舞弊体系，从供应商背景调查、入库审批、日常业务财务数据分析、关联关系排查等方面，对供应商和相关业务实现动态监管。2.建立有效的举报制度。在举报路径、举报线索的第一时间核查、举报人保护、对问题供应商的有效惩罚等方面建立一套有效的举报制度，会让很多舞弊行为暴露出来。”汪银平称。
主播偷逃税引入大数据监管
直播行业常见的舞弊行为依然是偷逃税，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大数据手段的引入，主播的偷逃税行为被纳入常态监管。
2022年4月，广东省广州市税务部门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网络主播平荣（网名：驴嫂平荣）涉嫌偷逃税款，对其依法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经查，平荣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直播带货佣金收入偷逃个人所得税1926.05万元，未依法申报其他生产经营收入少缴有关税款1450.72万元。
广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持续加强对税收大数据的分析运用，有针对性地完善网络直播行业税收监管措施，严厉打击涉税违法行为，促进行业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2022年6月，厦门市税务局稽查局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网络主播范思峰涉嫌偷逃税款，在相关税务机关协作配合下，依法对其开展了税务检查。
经查，范思峰在2017年7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以直播带货方式取得销售收入，未依法办理纳税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167.89万元，少缴其他税费100.56万元。
厦门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进一步依法加强对网络直播行业从业人员的税费服务和税收监管，依托税收大数据分析，对存在涉税风险的，按照“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的“五步工作法”进行处置，不断提升网络直播行业从业人员税法遵从度，促进行业长期规范健康发展。
除了税务合规审查之外，将技术手段用于反舞弊措施也正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新潮流。马化腾表示，2022年腾讯将数字化能力也引入到了反舞弊中，腾讯所有的报销和外部供应商的数据全部汇集起来，内审内控进行大数据分析，能找到大部分低水平的问题，2023年腾讯会继续建设这个能力。
“互联网企业应用大数据手段进行反舞弊相对而言有一定的优势，一方面平台本身有大量的有效数据，另一方面企业本身也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但在应用大数据分析的同时，需要考虑公民信息保护等合规问题，这和税务部门作为行政执法部门查处案件时对相关数据进行应用有所不同。”汪银平向南都记者强调，目前对企业反舞弊比较有效的技术应用还有员工工作电脑的电子数据分析，财务异常数据分析，员工和交易对手的关联关系排查，招投标系统异常数据比对分析等技术，均可在相关领域发挥比较有效的作用。
出品：南都政商数据新闻部
策划/统筹：甄芹 田爱丽
采写：南都记者 马宁宁 实习生 向骏泓
数据采集：马宁宁、黄培、徐冰倩、傅晓羚、汪陈晨
制图：何欣
